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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委书记,躲不开的转型阵痛

2015-05-25 瞭望记者 瞭望

瞭望推出“县委书记”报道,一组五篇

记者跨越东中西部10省市,采访了30位县(市区)委书记,以县委书记群体的1%为样本,了解他们当下所思所悟、所行所为、所难所惑


“中央轰油门,县里挂空挡;中央打方向,县里紧刹车。”面对新形势、新规则、新要求,有的县委书记在急速转型中动作变形、认识错位,感到不适、不安、不明。他们说,在中央要求、上级压力和群众期盼之间,我们有时就像电影《人在囧途》中的那些角色。


走不准的“秒针”


中部某县县委书记有一个生动的比喻:中央是时针,省里是分针,县里是秒针;时针转一格,秒针要转3600格。过去,秒针经常“抢跑”;现在中央校了准星,但一些新政策来得急,缺少缓冲期,秒针又跟不上拍了。


真正的压力是怎么消化以前的不规范。”隔着会议室的条桌,这位身材高大、一脸英气的县委书记语速加快,透出一种焦急。


从2011年起,该县对城区内11家危险化工企业和环保风险企业进行搬迁升级改造,费用需20多亿元。当时政府给了税收、土地优惠政策,弥补企业资金不足;可去年以来,这些优惠政策无法继续实行。这位县委书记说:“土地财税政策上应给县级一个缓冲期、一点自主权,否则非常被动。


西部一位县委书记说,清理政府债务来得也很陡,目前全县政府债务20多亿元,其中被叫停的BT模式10多亿元,银行贷款8亿元,县本级财政收入只有1.55亿元,还债高峰期来临,已影响各单位的工作运转经费。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,如果不修路,群众就没法发展,但修路又会形成新的政府债务。


一些发达地区县委书记反映,国家土地、财税等一些关键性政策过于死板,没有给县域快速发展留余地。比如土地规划五年一调整,但发展形势却一年一变。东部一位县委书记说,现在农村的车辆越来越多,道路急需拓宽,但国家规定农村道路宽度不能超6米,超出就是违法供地,不超,又适应不了现实需要。


一些县委书记建议,国家在政策、资源配置方面,应向县一级倾斜;应相信县一级,把管用的政策、资源、权力给县一级,鼓励县级创新。


停不下的“风铃”


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同多位县委书记坦诚交谈,察觉到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劲风之下,一些县委书记内心不安,感觉自己像被挂在塔尖上的风铃,风动而心动。


“县委书记不好干。”一位县委书记仰脸望着记者,迷茫的眼神散发出无奈。沉默了一分多钟,他的话匣子打开了:“我们这些干部都是从那个时代污水河里蹚过来的,河里有很多污泥,不免沾在身上。当时有发展的正当性、目标的正义性垫着底,只要是为了干事,只要不装兜里,就觉得理直气壮。如今,我们有一种恐慌。”


“‘靴子’啥时落下来?”这位北方的县委书记话语风趣,谈笑间,突然抛出一个沉重的话题:“以前一事一议特事特办,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,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。现在不办就不办了,以前办的还得追究。”


无论是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的讨论课上,还是在与记者面对面的交谈中,信访维稳已成为最令县委书记“头痛”的问题,而其中“非正常理由上访”成为最刺骨的风。


一些县委书记说,现在正常到北京上访,国家信访局已不登记排名了,但对“非访”依然排名通报,要求我们必须当天接离。一位县委书记说,现在不怕有理的,就怕没理的;但多有“非访户”到北京,不去国家信访局,而是出现在敏感地段,主要想通过施压,让无理变有理。我们一去接人,就只能乱答应他们的条件,但答应又兑现不了,从而走入恶性循环。


谈起“非访”,东北一位县委书记有些激动。这位每天清晨5点半准时到县公园散步,只要跟上他的步速,谁都可以边走边聊的书记也不禁吐槽。


县里有一个“非访户”,赴京上访原因是住宅拆迁安置中,他提出要净面积,公摊面积不能算到居住面积中。为此,他去年6次去北京上访。还有一个“非访户”,看到镇上的农民合作社挣钱,想加入被拒,竟3次去北京上访。为了息访,合作社把他安排到沿海卖土豆,卖好卖坏一天给200元钱。


一些县委书记说,“非访”不是上访,应该取消“非访”处置程序,公开走法律渠道解决问题。


在加大反腐力度的新时期,由于触动了一些利益群体或满足不了一些人的无理要求,县委书记成为网络舆论和现实举报的“围攻”对象。


北方一位县委书记前几天接到一封信,写信人提出了一些不合理要求,并要挟说,我现在很困难,但我在岗位上接触过很多事情,不帮我,就把事捅上去。来信中还附了一封贱卖国有资产的举报信,抬头写的是中纪委和中组部。这位县委书记说,此人反映的供热公司改制问题,效果好账目清,经得住查,但这种事太多,一年总要摊上几起。


西北一位县委书记说,一天中午他接了一个电话,有群众反映因为排水不畅,家里的祖坟被淹了。“上访人来见我时,带着针孔摄像机、录音笔,当时我只要说一句错话,就会被网络‘围攻’。”


踩不灵的“油门”


一些县委书记说,如果把县级比作一辆汽车,县委书记就像油门。但由于路径变了、行车规则变了、动力系统变了,油门还不适应,踩不灵现象经常出现。


一些县委书记说,县委书记一大责任就是抓班子、带队伍、干事情。原先常用的一些激励干部的手段,比如在拆迁、招商等“中心工作”一线现场提拔干部,用目标考核重奖干部,目前这些招儿都不能用了。


一位县委书记说,过去县里实行乡科级领导干部53岁退二线,把领导岗位倒出来给年轻人,干部职位跟水似的,能流动,现在中央规定不能“提前切”,必须干满60岁,结果县里7年之内干部提拔没空位。不光提不了,县里过去超职数配备的乡科级实职还有20多人、虚职还有100多人,消化压力巨大。


“现在不光给不了帽子,还发不了票子。”河南一位县委书记甩了甩双手,面露无奈地说:“在物质激励方面,省里定的奖项还算数,县里已没权给干部经济奖励。以前,我们每年都要开干部奖励大会,最高奖一万元,现在一分钱奖不了。正向激励在基层很乏力。”


在依法治国进程中,县委书记依然在经历着系统性磨合的不畅感。一位县委书记说,目前法律执行仍存在弹性大的问题,像可伸可缩的皮筋。


安徽一位县委书记还建议,由于我国的执法体系根系不发达,执法资源仍存部门分割、分散的问题,建议在基层建立“一警制”执法体系。


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曾采访一位省辖市市委书记,了解他对县委书记的要求。他说,县委书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强,中国国情复杂,政府不同层级的执政方式也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有所不同。LW

记者丨林嵬 董振国 周立民

《瞭望》2015年第21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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